臺北文學史的璀璨時刻
到人間現場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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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傍晚天氣陰鬱,季風帶來細雨,籠罩住參差樓宇,都會區的五光十色因此黯淡下來。坐落在鬧區的這幢高樓,落地窗不分日夜透出明黃燈光,等紅燈的、來往過路的行人,時時眺望著、凝視著,下意識地感受到一些些溫暖與希望。

time08-0101         陳映真面對牆壁,手肘靠在桌上,一手執筆,正專注地讀信與回信。背後是一片空蕩蕩的辦公桌,空間不算寬敞,因為《人間》雜誌經費並不充裕,典當自己房子得來的貸款,隨著每月印刷發行、人事費用而漸形瘐瘦,這一點往往令他感到憂愁;與雜誌社同仁揮灑青春、一起逐夢,又令他有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慷慨心情。 

       「動員戡亂時期」雖然終止,白色恐怖的陰霾仍然如烏雲一般,沉沉地墜在民眾心頭。猶記得1968年七月,以「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為罪名,陳映真遭判刑十年,移送綠島監獄,從此,陳映真除了是小說家,還多了一重新的身分----政治犯,直到1975年,才因蔣介石逝世百日獲得特赦。出獄之後,陳映真屏除了早年蒼白慘綠的色調,朝現實主義路線深化,《華盛頓大樓》系列描繪資本主義的醜惡,短篇小說〈山路〉反映白色恐怖的猙獰,創作主題更為深刻多元。1983年,陳映真受邀赴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坊進行訪問,看到報導攝影家尤金‧史密斯(W.Eugene Smith)的作品深受震撼,回國後決定創辦《人間》。
      

此刻,《人間》的辦公室裡只有一人,除了撰稿修稿、挑擇照片、開會討論、為雜誌內容展開深刻而精彩的激辯,同仁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不同的現場,追索著現象背後的故事。
 

背後傳來門推開又關上的聲音,年輕女聲向他招呼:「總編,我回來了。記者曾淑美大學畢業不久,負責跑山地雛妓的議題。採訪回來,照例要和陳映真討論。他繼續處理公務,打了聲招呼:「你儘管說,雖然我手上在工作,但我會聽著你說。」
 

曾淑美開始說起採訪的過程,她已經連續十幾天採訪曾經身為雛妓的少女,少女目前多由政府收容,輔導她們學習一技之長。絮絮說了十五分鐘,室內開始安靜下來。
 

在回信的末尾畫上句點,陳映真打算進行討論,卻見她對著牆壁,掏出手絹擦去眼淚,於是,又回轉過身,靜靜在座位上等待。宣洩情緒之後,曾淑美對陳映真說:「我跟那些女孩工作了十幾天,每一次與她們談話,我總以為她們應該把桌上的茶潑到我臉上,捶著桌子罵我……」為什麼?「我們年齡相差無幾,妳憑什麼比我幸福?而且居然坐在我面前問我這麼痛苦的故事。我越採訪越覺得那些可憐的女孩有權利對我發脾氣……如果沒接觸到這些人,我從來就不曉得生活是那麼不容易!」訪談這些雛妓少女的經驗,使中產階級出身的新手記者,跨越了原本的生活經驗,看見了不曾想像的、現實的「人間」,完成了《人間》的報導文學名篇〈娼奴籲天錄〉。
 

多年後,陳映真接受訪談,仍然會為此事喟嘆。因為人們總是要問,以一位文筆精湛的小說家,帶領眾多有理想卻無經驗的菜鳥寫手,想必要花許多時間指導吧?確實,年輕記者起初撰寫的稿子多半需要討論修改,因為現場的衝擊力道太大,使他們瞠目結舌,激動感嘆。然而,真正教育他們書寫的,不是小說家陳映真,而是報導現場的人、事、物。因為遇見的故事太不可思議、太深刻生動,所以記者必須想方設法把它寫下來、說出來。陳映真在〈我們愛森林的朋友阿標〉中即曾提起,特約記者賴春標「拿起筆遠不如他捧相機俐落而快速。」往往把稿子一寫再寫、謄了又謄,「上一趟山花去的日子,有時候和他寫稿花去的時間不相上下。」然而陳映真還是諄諄善誘地鼓勵他:「深山裡的事,只有你有現場體驗,別人怎麼也幫不上忙。」
 

到人間現場學習,不但是陳映真對於記者的期許與教育,也是陳映真心目中所有文學作者最好的訓練方式。他在《人間》雜誌創刊號中,以〈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一文,闡述了他對《人間》的期待:「《人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雜誌呢?如果用一句話來說明,《人間》是以圖片和文宇從事報導、發現、紀錄、見證和評論的雜誌。透過我們的報告、發現、紀錄、見證和評論,讓我們的關心甦醒;讓我們的希望重新帶領我們的腳步;讓愛再度豐潤我們的生活。」
 
        在陳映真的引導下,《人間》開啟臺灣社會對於原住民、女性、兒童福利、學生、農民、工人、政治受難者、生態環保等眾多議題的討論與社運,也培育出像藍博洲、廖嘉展、顏新珠、李文吉、鍾喬等持續耕耘的報導文學寫手,從而啟發眾多中產階級的讀者,進一步去關懷弱勢與低階層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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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麵攤.山路.忠孝公園:陳映真的文學之路
 
     1959年,在淡江文理學院就讀的陳映真,以陳善[1]為筆名,在《筆滙》革新號第五期發表短篇小說〈麵攤〉,描述一對來自苗栗的夫妻,帶著咳血的幼兒,在臺北街頭擺攤賣牛肉湯與麵餅。姚一葦在為《陳映真作品集》所作之〈總序〉中指出,雖然故事單薄、相似的題材也多見於三十年代的小說,然而陳映真「所描寫的困境中,不是粗魯的、浮面的感情,而是在那痛苦的裡面,有一股溫馨的、深沉的人間愛。」。

    然而,陳映真認為,此時自己屬於「市鎮小知識份子的作家」,作品風格憂悒、感傷、蒼白而且苦悶,反映出社會景氣阻滯,此一階層不得不向下淪落時的沮喪、悲憤與徬徨。〈我的弟弟康雄〉、〈故鄉〉、〈死者〉、〈祖父與傘〉、〈鄉村的教師〉等皆屬此一時期的作品,小說中的小知識份子,往往懷著「無救贖的、自我破滅的慘苦的悲哀,逼視著新的歷史時期的黎明。」

    1965至1968年,陳映真的小說風格開始轉變——「契訶夫式的憂悒消失了。嘲諷和現實主義取代了過去長時期來的感傷和力竭、自憐的情緒。理智的凝視代替了感情的反撥;冷靜的、現實主義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義的發抒。」此一階段的書寫,開啟後作的摸索和實驗。

    1968年七月,以「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為罪名,陳映真與吳耀忠等三十六人遭到政府逮捕,由於陳映真時任《文學季刊》的編輯委員,黃春明、尉天驄等人也受到牽連,又稱為「文季事件」。陳映真遭判處十年有期徒刑,移送台東泰源監獄與綠島山莊。

    白色恐怖並未嚇退陳映真對祖國的熱情與民族的大愛,父親探監晤談時告訴他:「孩子,此後你要好好記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國的孩子;然後,啊,你是我的孩子。我把這些話送給你,擺在羈旅的行囊中,據以為人,據以處事……」成為他一生的勉勵。 
 

     1975年,蔣介石逝世百日特赦,陳映真提前三年出獄。從此,陳映真小說的題材也更加寬宏多元,資本主義造成人性異化與物化;白色恐怖帶來的歷史與心靈創傷,短篇小說〈山路〉尤為其中代表作。〈山路〉描寫會計師李國木的寡嫂,在閱讀一篇政治犯出獄的報導後,沒有病因地逐漸衰弱而死。過程中李國木逐漸回想起當初哥哥國坤遭遇白色恐怖,年輕的少女蔡千惠來到李家扶老護幼,照顧他成家立業的過程。直到小說結尾,謎團終於解開,原來出獄的政治犯是蔡千惠原本可能的訂親對象,和李國坤、蔡的二兄為革命同志,後因二兄的告發,兩人遭到逮捕,李並因此被槍決,於是,蔡千惠懷著對革命的憧憬、對李的欽慕以及贖罪的心情來到李家。然而,踏踩在前人的熱血上建立的,是否真是當初他們的理想世界?  time08-0102
    

      陳映真在〈山路〉自序中自謙,〈山路〉、〈鈴鐺花〉並非政治小說,而是抱持「對於臺灣歷史的五0年代初葉,提出反省的思索,對當時人們的夢想、鬥爭和幻滅、對當時條件下的人所藉以生活的信念和在嚴酷的考驗下人的倫理和理念,帶著嚴肅的檢討心,在回顧中加以逼視」的寫作態度。

    幾十年來,寫訪談、寫文論、寫政論、創辦《人間》倡議報導文學,陳映真的小說之筆始終未輟。2001年,推出〈忠孝公園〉,李奭學指出,陳映真透過幾位老人——長於日治的臺灣人林標,與來自大陸的馬正濤等人的遭遇,「實乃借『孝』以諷『忠』,尤其重視後者在台灣歷史上離散的定義。」究竟應該效忠日本、國民黨、還是新上任的「台灣黨」?歷史的荒謬、個人的失落,在陳映真筆下以卡通化的嘲諷呈現,卻有嚴肅而深刻的省思。
 


[1] 參見林瑞明〈《筆匯》的創刊、變革及其影響〉(http://email.ncku.edu.tw/~z6908003/art_misc_03.htm)

 


 

¤  為報導文學開路:創辦《人間雜誌》,非虛構寫作與紀實攝影的探索與實踐

    1985年十一月,臺灣解嚴之後,陳映真創辦了《人間》雜誌。


    緣起於1983年,陳映真受邀赴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初次接觸報導攝影家尤金‧史密斯(W.Eugene Smith)等人的作品,讓陳映真受到很大的震撼,發現照片原來可以達到強烈的效果,且讓人過目難忘,體會到「文字枯竭、圖像統治」的時代已經來臨。回台灣後,看到報導內容深刻卻缺乏圖片的生態雜誌,與一些年輕的攝影家及文字工作者聚餐時,興起了辦一本以紀實攝影與報導文學為基調——「想辦一份像《國家地理雜誌》那樣的刊物」的構想。

    在〈創刊的話〉中,陳映真提到創辦《人間》的目的,認為在此大眾消費社會的時代裡,人們的生活與生命失去意義、文化庸俗膚淺、精神文明越來越荒廢、枯索,因此,《人間》的理想是「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熱絡起來;使彼此冷漠的社會,重新互相關懷;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起對彼此生活與情感的理解;使塵封的心,能夠重新去相信、希望、愛和感動,共同為了重新建造更適合人所居住的世界,為了再造一個新的、優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團結,熱情地生活。」

    為了實踐這樣的理想,陳映真提出了《人間》憲法,憲法有二:一是以文字與攝影為媒介,來觀察、發現、紀錄、批評臺灣的生活;一是站在弱小者的立場,去看臺灣的生活、立場、環境、歷史、人、文化,每次《人間》開會都一再重申。因此,雖然每位記者關注的議題不同,只要謹記這兩個大原則,自然會形成《人間》共同的特殊基調。

    《人間》雜誌培育出許多報導文學寫手、報導攝影家,開展許多當代的重要社會議題,並一路延燒,在臺灣報導文學界造成深遠的影響。 

 


 

¤從「現實的邊緣」到「人間」:高信疆與陳映真
 
time08-0103      有「紙上風雲第一人」之稱的高信疆,影響臺灣報紙副刊發展深遠。1973年五月接掌主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之後,高信疆透過企畫編輯進行副刊的議題設定,採取主動約稿、積極介入現實的編輯態度。1975年7月14日起,在〈人間〉副刊上進行〈現實的邊緣〉專欄連載——「以文學的筆、新聞的眼,來從事人生探訪與現實報導的生動寫作方法,以及配合了攝影圖片一並刊出的親切形式」,刊登眾多青年作家的報導文學與攝影;並於1978年4月企劃「報導文學系列」。1978年第一屆時報文學獎,設立了短篇小說與報導文學兩種獎項,掀起了報導文學書寫的熱潮,「報導文學」也成為閱讀大眾熟悉的文類。
 
    

    高信疆不但以副刊編輯的身分,促進臺灣報導文學的發展,〈永恆與博大——報導文學的歷史線索〉一文,也是討論臺灣報導文學理論與發展的重要資料。本文分成幾個重點進行說明:報導文學的濫觴、中國第一個報導文學家、邁入近代、挑戰與回應、向文學借火等。高信疆認為「文學最早最大的功能,就是報導。」所以中國的《詩經》,荷馬的史詩都可謂報導文學的濫觴。司馬遷則是中國第一個偉大的報導文學家,《史記》具備幾項報導文學的特質:兼顧採訪與報導;作者具備參與的熱情;作品具有批判性、可信度、可讀性、公正性;作品能成一家之言。


    從國際報導文學發展的角度觀察,近代報導文學的興起,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紀寫實主義、自然主義文學思潮與作者,如巴爾札克、福祿拜爾、左拉等,而首發其端於十九世紀俄國「到民間去」運動,代表作者為高爾基。德國的報導文學先聲,為盤爾涅報導「法國革命」的「巴黎通訊」,而真正使德國報導文學獲得國際重視的,則為曾經來訪中國的翼希(或譯基希)。美國報導文學的發展,則是起於「扒糞運動」,並於三、四0年代達至極勝。近代中國的報導文學,與清末民初的國家處境,與其後的抗日戰爭密切相關。

    就報導文學與文學的關係而論,高信疆提出「向文學借火」,突破客觀報導,開拓解釋報導、深度報導、調查報導。「新新聞學」的出現,「是新聞界向文學取材的道路上,最重要的一項宣言。」在新新聞的書寫中,「時空跳接的手法、第三人稱的敘述、對話體、細部描寫、心理刻劃、個人感覺」等,都是可能的。

    高信疆〈永恆與博大----報導文學的歷史線索〉一文,雖非結構謹嚴的學術論文,文中提出的許多觀點,卻被其後的台灣報導文學研究持續沿用。

    高信疆亦曾協助《人間》雜誌的編務。陳映真曾說「《人間》雜誌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風格、思想,我自己對人、對社會的觀察和看法。」陳映真接受訪談的時候,提起高信疆協助《人間》雜誌編務的態度:「高信疆這個人非常的溫厚,他告訴我,他一直有一個想法不敢超越,那就是,『這是陳先生的雜誌,我是他的總編輯』,這是個報人很重要的倫理,所以他謹守這個範圍,在這個基礎上去擴大這個雜誌的題材。」在高信疆擔任《人間》總編輯的兩年間,維持了陳映真原有的方向。[2]

    同樣是以「人間」為名,高信疆以報紙為載體、陳映真以雜誌為媒介,並在《人間》雜誌交集,迸發出報導文學璀璨的光輝。


 


[2] 參見劉依潔《人間雜誌研究》頁113〈陳映真訪問稿〉:「我另外一方面為了使雜誌更開闊一點,應該請一個新的主編來,其中一個就是高信疆先生,他也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編輯,他不辭勞苦的幫我編了兩年,那兩年中,基本上,題材也拓寬了,像新疆的曬大佛啊,因為他過去在新聞界的朋友很多,高信疆這個人非常的溫厚,他告訴我,他一直有一個想法不敢超越,那就是『這是陳先生的雜誌,我是他的總編輯』,這是個報人很重要的倫理,所以他謹守這個範圍,在這個基礎上去擴大這個雜誌的題材。」

 


 

      報導文學在台北:


    至今,仍有許多報導文學名篇、名家,在讀者心中召喚報導文學的輝煌時代,引起陣陣感動的漣漪:

●  柏楊〈穿山甲人〉及其迴響

time08-0104       柏楊著作大量而多元,尤以雜文為著。報導文學方面的著作,雖然只佔作品的一小部分,刻劃泰北孤軍處境的《異域》、《金三角、邊區、荒城》以及描寫馬來西亞華僑張四妹的〈穿山甲人〉(1982),不但是報導文學名篇,造成報導文學書寫的典範爭議,也成就了報導文學寫手的理想——撼動讀者、引發迴響。

 

     張四妹罹患罕見疾病魚鱗癬症,生長在馬來西亞貧窮的荒村,出生時的畸殘外型被人們是為穿山甲亡魂的復仇:「她頭髮全無,光禿的頭頂,雙眼幾乎成五十度角度的向上吊起……然而使我們發抖的還不是這些,而是她滿身鱗甲……當新生鱗甲長出,舊鱗甲不能及時自動脫落時,便奇癢難支,必須立刻把舊鱗甲片片的從身上拔掉——像古時遭受剝皮酷刑的苦囚,她無法拯救自己。」

       柏楊以主觀的視野與情感訴說眼中張四妹的可怖外型,同時也透過呈現張四妹對自由的渴求、心靈的美好,凸顯出四妹的悲劇處境,感動眾多讀者捐款,使四妹獲得長庚醫院的免費治療。向陽指出,〈穿山甲人〉發揮的力量與傳播功能,在報導文學史上「創下了『社會影響力最大、最快、最有成效』的紀錄。」主要原因即在於「柏楊的文字一向動人,包括讓他賈禍入獄的雜文,原因在於他的文字帶有強烈的感情,每能於簡淡著墨之處撼動人心,這一方面來自柏楊的修辭能力高超,更重要則是他的情感真純。」

●  藍博洲對五O年代白色恐怖事件的深描

time08-0105       1988年,《人間》刊行了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描寫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由年輕至中年、由生至死的革命經歷,由妻子蔣蘊瑜、堂弟鍾順和,以及其他相關人士口述的呈現方式,將鍾浩東遭逢白色恐怖,被逮捕槍決的一生娓娓道來。

    藍博洲自八0年代中葉開始,持續關注並寫作大量以白色恐怖為主題的報導文學作品,包括《幌馬車之歌》、《沉屍‧流亡‧二二八》、《臺灣好女人》、《天未亮》、《麥浪歌詠隊》、《紅色客家人》等書,須文蔚指出:「報導文學多半處理具有新聞性的題材,藍博洲卻把視野放在看似不具『時效性』的歷史事件上。看來是對口述歷史資料的整理,缺乏新鮮性,但是經過考據、挖掘與查證,藍博洲把荒謬、委屈以及經過再三曲解的歷史真相加以還原,進而建構出平反政治受難者的新議題,開拓出報導文學的新疆界。」 
time08-0106      〈幌馬車之歌〉獲得1988年「洪醒夫小說獎」,引致部分讀者與批評家認為這是小說,不是報導文學;然而若以「虛構」視為小說的本質之一,這部以史實呈現的作品是否符合小說的典律?寫小說也寫報導文學的藍博洲,在分類上仍是將本篇視為報導(告)文學。藍博洲曾表示,在民眾還未對白色恐怖的歷史疲倦麻木以前,持續挖掘紀錄這些悲劇與創傷,是他將繼續努力的道路。 

●  官鴻志〈不孝兒英伸〉

    「一月二十五日的清晨,台北新生北路一家洗衣店裡,發生了一起驚動社會的慘案。行凶者竟然只是一個師專肄業的國家公費生,竟然只來到台北九天,只有十八歲的曹族少年……而且,他能詩、能歌、才藝雙全;是同學心中的好朋友,族人眼中的好兄弟,是校園裡熠熠發光的明星,一大堆獎牌的得主……為什麼這樣的一位山地青年,從純樸的小山村隻身來到繁華的台北,一霎時竟成為三條人命的凶嫌?為什麼?令人悲傷的社會新聞背後,是不是也有一個嚴肅的社會的困局呢?我們能不能為它找出一點痛的線索?」這是官鴻志〈不孝兒英伸〉報導的引言,1986年的寒冬,翔翔洗衣店發生夫妻與幼女同遭殺害的滅門血案,凶手是一位來台北打工的原住民高材生。《人間》的編輯與記者同感此事之不可思議,試圖挖掘出事件背後的社會問題。

    官鴻志以倒敘並插敘的方式書寫,先鋪陳警方追緝湯英伸的過程,穿插滅門事件始末、湯英伸成長經歷、審判過程、社會各界的救援經過、相關人士的訪談等等,組織出一個動人的故事。

    彼時原住民還被稱為山地同胞,須文蔚指出,本案使許多人意識到這並非單一事件,而是「原住民族長期受到歧視對待,教育機制中的學生事務系統不健全,加上職業介紹制度的剝削等因素,將一個純樸的原住民青年推進了死牢。」因此,引起文藝界、宗教界、新聞界、社運界的紛紛聲援,《人間》報導的〈不孝兒英伸〉更是其中最完整、專業有影響力的報導。

    本文也啟發了對於「平衡報導」的思考,〈不孝兒英伸〉站在救援、呼籲、探討的立場,為了進行平衡報導,同期《人間》也刊登了受害者家屬的追蹤訪談,須文蔚認為「在報導文學的書寫中,既然允許作者涉入主觀意見,甚至加入評論,還有無必要強調消息來源的平衡?或許相當值得深思與討論。」

●  廖嘉展〈月亮的小孩〉
    

     「San Blas印第安人稱白化症者為月亮的小孩(Moon Children)。他們被部落社會排斥,在晚上工作,不允許結婚。因此,流傳著說他們能在黑暗中看東西;事實上,白化症者在昏暗中比明亮中看得清楚,但在黑暗中也看不到東西。」廖嘉展在〈月亮的小孩〉中如此寫到,在基因科學尚未發展,罕見疾病還不為世人熟知的年代,白化症者由於外型特殊,往往遭受到霸凌和歧視。例如報導中的訪談對象吳國煌,讀書時成為同學眼中的異類,座位被藏起來,遭同學毆打,便當被灑上沙粒,只是為了測驗他視力好不好;盲人重建院畢業後,第一次工作的紡織廠以「為避免影響全體員工工作的情緒」為由,百般刁難他的工作。有人以為白化症者身心都異於常人、有人以為白化症會傳染……歷經數次求職失敗後,吳國煌選擇在母親經營的美容院裡從事按摩工作……〈月亮的小孩〉從歷史、醫學的角度破題,進而報導白化症者的生活,希望幫助他們走出蒼白的生命,「他們並不需要同情,只請你給他們一個公平的機會。」

    1986年,高信疆擔任《人間》總編輯,介紹剛剛大學畢業、服完兵役的廖嘉展加入《人間》,第一篇作品〈「豬師父」阿旭〉,描寫遭逢不可置信的噩運的阿旭,如何和親人以達觀克服困境。而後,〈月亮的小孩〉描述白化症者遭受的壓迫、掙扎與努力,引起廣大迴響,並促成白化症者和家屬聯誼自救組織的設立。廖嘉展與報導攝影家妻子顏新珠共同採訪、攝影和書寫,成為臺灣報導文學界的佳話。陸續完成〈劫後的口湖鄉〉、〈從亞洲進口的媳婦們〉、〈次高山下,一個民族的衰落〉、〈哦,請唱香楠之韻〉、〈我們的家,我們的部落,我們的命運〉等作品。

    陳映真表示:「《人間》這樣一個雜誌史上罕見的成就和光榮,恰恰就是由像廖嘉展夫婦這樣,把攝影機鏡頭由七情六慾的商品轉向和攝影者等身高,在生活與勞動的現場裏的人民,從而光復了攝影最原初的本質——凝視人、關心人,並以這凝視和關心記錄人和他的生活的年輕的台灣攝影青年所創造的。」在副刊與文學獎不再支持報導文學的九0年代,廖嘉展與顏新珠投身社區營造,並以報導文學紀錄「新港文教基金會」的社區運動,讓報導文學回歸田野,持續為社會運動與基層民眾發聲。


¤  時代的變動,理想的追尋

     陳銘磻1980年出版《現實的探索》一書時,表示:「報導文學究竟是一種怎樣形態的文學,到目前為止是沒有一定的看法」。高信疆在參與「中華民國七十一年文藝季座談」時,也以〈試探‧問題與可能〉一文提出「今天的報導文學不但沒有它足可依恃的理論,也缺乏相關的方法的研究。」林燿德則是質疑,報導文學兼攝新聞與文學的特殊文類性格,將成為它永遠無法克服的矛盾。直到2002年,須文蔚於〈再現台灣田野的共同記憶〉猶然感慨:「像報導文學如是影響力巨大的文類,卻始終因為理論付諸闕如,迄今仍未建立一套清晰的文學批評架構,就連報導文學是什麼?該如何寫?這樣簡單的問題,都人言言殊。」[3]隨著副刊轉型,文學獎不再設立報導文學獎項,報導文學似乎失去了發表的平台,與讀者群眾的注目。    

     報導文學是否從此消聲匿跡?陳映真認為,報導文學應該回歸文學之一類,「以客觀的材料,以文學的手段來寫。」將報導文學回歸到文學的層面,以文學的技巧經營,以文學的審美評判,通過文學人口與社會公眾的評判,典範性作品的評量標準才能形成。須文蔚也強調:「脫胎自左翼文學傳統的報導文學,有其高度傾向性、進步性、批判性與人文關懷精神,因此動人的報導文學作品必須以具備社會改革功能的意圖為核心,並且以田野調查的方式觀察事件,佐以採訪充實作品觀點,透過具有感染力的描述、敘事與結構安排,再現出臺灣田野的共同記憶。」

     2005年,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顧玉玲,以描寫菲律賓移工卡洛琳的〈逃〉獲得中國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首獎。並以此為基礎,獲得台北文學年金的挹注,完成了描寫更多移工故事的《我們》,吸引了社會大眾的注目——「故事主軸不可避免地集中到幾個因婚姻,或逃跑得以長居台灣的人,見證了他們在異地的力量與勇氣。」。顧玉玲透過移工的生命故事,讓讀者重新認識了這群台灣社會裡,弱勢中的弱勢,改變群眾對外勞/移工的看法。顧玉玲在〈後記〉中指出:「現實人生是這樣生動、精彩、出人意表,我簡直不願以小說、虛構的方式減低『報導』的可靠性」,而「由於我作為一名全職的組織工作者,這些紀錄也不免會出現敘述者的觀點、立場、及實質的介入,這不但不可迴避,反而更是我書寫的主體。」除了題材的開拓深化,社會運動的積極參與,對於報導/文學、真實/虛構、主觀/客觀都有了進一步的思考與實踐。

     報導文學的成果彙整與相關研究越來越豐富,無論時代如何變動,以文學喚醒群眾、改革社會,將永遠是報導文學追尋的理想。

 

 

[3] 須文蔚:〈再現台灣田野的共同記憶〉,收錄於向陽、須文蔚編《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文化,2002年),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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