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文學史的璀璨時刻
從學院到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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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北方有梨都之稱的碭山縣,尚是男孩的他如常至野外放牧,口渴了就在野地裡隨手採摘小而帶酸的山棗。對尉天驄來說,這是再尋常不過的日子,卻也是時代予他最深沈的感慨。戰爭帶來的烽火連天,使他失去了至愛的父親,在十三歲那年被迫與姑母們 綑著行李與鄉愁來到臺灣。歷經波折流離,尉天驄與姑母們定居臺北中和,自此開啟新故鄉的記憶扉頁。


       剛進入初中就讀的尉天驄,不愛上課,喜歡溜到圖書館和舊書店看閒書。有一天,在舊書店找到一本《山靈》,書中收錄呂赫若的〈牛車〉和楊逵的〈送報伕〉,給予他極大的撞擊。當時是禁書令頒布的時代,然而閱讀仍使尉天驄的文學心靈產生劇烈的變化。就讀成功高中後,尉天驄成為高一導師紀弦籌辦《現代詩》的小幫手,就連假日,也時常能在導師辦公室看見身材高瘦、叼著煙斗的紀弦與少年尉天驄忙碌於編輯工作的身影。

 

尉天驄02


      1956年,尉天驄考入政治大學,成為中文系第一屆學生。在政大,他遇見講授「大一國文」的王夢鷗老師。王夢鷗告訴他:「不管現實如何,作為一個人,特別是一個知識分子,總要保持他的純淨和誠懇。」老師這番話,在學生心中烙下深刻的印記,成為往後的生活忠告與信仰。


      大三那年,姑父任卓宣發行的報紙式雜誌《筆匯》由於內部複雜問題無法繼續刊行。因緣際會下尉天驄便與大學好友許國衡[1]、尤崇洵、劉國松等人接手雜誌的主編,他們決定把它改造成雜誌型的文學、藝術的綜合刊物。雜誌交由任卓宣所主持的帕米爾書店負責印刷及相關費用事宜,然而稿源使這一群懷抱熱情的年輕人傷透腦筋。此時,尉天驄想起老師王夢鷗、何欣以及因演講而結識的前輩姚一葦。在王師的帶領、何欣的大力支持下,尉天驄又找了好友郭楓、劉大任以及葉笛等人來助陣,《筆匯》革新號就此有了著落。然而姚一葦一開始並未替《筆匯》寫稿。他雖與這群熱愛文藝的年輕人相談愉快,但仍質疑:「臺灣目前有什麼文學?不寫,不寫,寫起來也沒有意思。」直到一次尉天驄拿了刊有陳映真早期小說的幾本刊物給姚一葦,數天後姚一葦高興地說:「這幾篇寫得好,寫得好!」自此,姚家也成了《筆匯》成員時常出入之處。

      《筆匯》開啟了尉天驄的文學之路,之後的《文學季刊》則讓他的文學世界更加延長、擴大。那時,尉天驄與劉大任、七等生、王禎和、施叔青、黃春明、吳耀忠等人將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館當作據點。他們總是經過周夢蝶的舊書攤,直奔沒有冷氣,走起路來地板嘎嘎直響的三樓開啟一次比一次精彩的討論。

      在眾多文友中,與黃春明的相遇是最讓尉天驄興奮的。他總是禁不住地回想起在姚家初次見面的夏夜。是夜,七等生帶著黃春明前來,向大家介紹這位具有寫作才華的朋友。初次與大家見面的黃春明顯得少言寡語,尉天驄當下只覺這人「笨胡胡」。直到話題轉換到彼此的往事時,黃春明眼睛一亮,生龍活虎地描述自己的「留」學生生活。他的故事使現場每一位聽得津津有味,不禁讚嘆:「我們又真正發現一個作家!」[2]
 

       相對於黃春明來說,王禎和顯得循規蹈矩許多。王禎和發跡於臺灣大學的《現代文學》,但後來卻是與《文學季刊》有了不解之緣。他時常與姚一葦細細斟酌自己的小說創作,作品皆數易其稿才肯定案。後來王禎和將工作調到臺北,大家變得更加熱絡、親密。


      這群熱愛文藝的青年人好學也好辯。他們總是在咖啡館與姚家之間聚集。在姚一葦一月一次的邀約下,尉天驄與他的文友們坦白彼此的創作,由姚帶領互相點評。他們在這場維持多年的作品討論會中滿腔熱血地交換著創作的溫暖,尉天驄尤其記住討論中的大小細節。因為於他而言,與同代人間的相濡以沫,才是最讓人為之心動的平凡小事,也是最溫潤有光的時代記憶。

 

尉天驄-回首我們的時代書封  


[1] 許國衡,〈「驢子」與我〉,《棗與石榴》(臺北:印刻,200612月)頁14~15
[2] 尉天驄,〈懷想那一段歲月——記姚一葦先生〉,《回首我們的年代》(臺北:印刻,2011年11月)頁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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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種寫實的嫩草:從《筆匯》到《文學季刊》
 

      二十世紀的五、六○年代,相對於域外的韓戰、越戰烽火繚繞以及中國大陸起落不定的鬥爭,臺灣正逐步在改善本身的經濟條件。社會情勢相助之下,由青年所辦的雜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文學雜誌》、《現代文學》、《劇場》、《現代詩》、《藍星詩刊》、《創世紀詩刊》、《設計家》等,成為各試身手的所在,除了明星咖啡館外,作家咖啡屋、野人咖啡館也漸漸成為青年文人聚會的地方。青年人的雜誌彼此間互相打氣,互通消息,各自找尋管道對時代、對自己說話。

       當年還是大三學生的尉天驄此時接手《筆匯》。《筆匯》原先是討論時事文化問題的黨國報刊,為了與雜誌的黨國色彩做出區隔,新版改為「革新號」。從1959年5月4日出刊至1961年11月12日為止,《筆匯》維持了兩年多的時間。中途偶有脫期、延遲,總計出刊24期,共23冊。尉天驄與許國衡擔任主編,陳映真、劉國松、許常惠、劉大任等人都是雜誌的撰稿成員。《筆匯》革新號相較於它的前身,雖同樣以民族主義為號召外,但更講究青年人的批判力量。在第二卷第四期中,有篇〈高中生的朋友們〉如此宣告著:

      《筆匯》便是一群不甘渴死於沙漠的青年所培植的一枝嫩綠的細草。請接近我們,它將要給你一些所有那些公式、動詞式的變化等所不能給你的啟發和暗示。

      除此之外,革新號也表現出比同時代性質相近的雜誌如《文學雜誌》、《現代文學》更具體的社會關懷。在第一卷第七期的〈我們必須面對現實〉一文即能見出雜誌的自我定位:


 

 

尉天驄04

尉天驄01
     談到作品的藝術價值,我們想引用里爾克的話:「我無法使作品與生活分離。」所以他的詩才能讓我們感到一種強烈的生命力。否則,滿篇憂鬱呀與失望呀的呻吟,只會給人以病人的感覺。拜倫的所以不朽,絕不是由於他會哼幾句艷詩,而是他那對人世的愛心;托爾斯泰的所以令我們念念不忘,也是由於他對人世的關懷。

      《筆匯》的路線在此文中清楚展開,之後的《文學季刊》乃至尉天驄在鄉土文學論戰的發言都可以說是《筆匯》文學系譜的延續。

      《筆匯》由於經濟因素與成員的兵役問題而停刊。自1966年10月至1970年2月為止,共發行10期。1971年1月改以《文學雙月刊》復刊,同年4月第2期後再度休刊,1973年8月再以《文季》復刊,出版3期後停刊。1983年4月更以《文季》文學雙月刊復刊,出版11期後停刊。

      《文學季刊》承接《筆匯》的路線與其成員,繼續以現實主義的理論與創作為號召,然而其中仍不乏具有現代主義色彩的作品。葉石濤曾對《文季》有「現代文學與鄉土文學的離合與統合」的觀察。《文季》不僅致力於寫實的文學,也參與了電影與劇場藝術的推廣。1968年陳耀圻從美國學電影回來,帶了三部自己製作的紀錄片作品,《文學季刊》立即為他在耕莘文教院舉辦了一次發表會。發表會由姚一葦和俞大綱主持。這一次的活動為臺灣文藝界帶來了不少影響,導演李行更在隔年將姚一葦的劇本《碾玉觀音》改編為電影《玉觀音》上映。

       七○年代的《文季》受到當時社會殖民經濟的趨向刺激,更為偏向寫實的批判。因此,在1973年,出現了唐文標以〈詩的沒落〉引發現代詩論戰。而後,雜誌也開闢「當代作家的考察——歐陽子」專論,由尉天驄、唐文標等四人對歐陽子的現代主義小說提出檢討。       相較於《筆匯》,《文學季刊》的成員雖與《筆匯》大致雷同,但由於黃春明的的加入以及劉大任、陳映真、王禎和等人的作品皆是在《文季》時期漸趨成熟,使得《文學季刊》受到較多的關注與討論。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莎喲娜拉‧再見〉,劉大任〈落日照大旗〉,王禎和〈嫁妝一牛車〉、〈小林來臺北〉都是刊於《文學季刊》的作品。

      這些作家同聚由尉天驄促成的《文季》,《文季》使他們擁有共同的信仰。一方面,作家們藉由這個信仰一步一步接近個人創作的高峰,也因而走出與彼此有所不同的道路;另一方面,《文季》在這批作家身上挖掘出許多深刻而具代表性的寫實主義作品,如今仍不時能見到讀者對作品的回應與討論。

 
劉大任01  姚一葦01 黃春明02 
劉大任 姚一葦   黃春明

 ◎文學為人生服務: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

     1977年3月,新創刊的《仙人掌》推出一個小型的「政治文學」專輯。4月,《仙人掌》再以將近一半的篇幅推出有關鄉土文學的專輯。其中,王拓、銀正雄和朱西甯的文章,分別鋪陳了三種不同的主要觀點,隨即引起廣泛的注意,鄉土文學從此成為爭論的焦點。從而爆發臺灣文學史上最令人無法忽視的一次論戰。

       同年8月,《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在《聯合報》發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一文,點名批判王拓、尉天驄及陳映真三人,指責他們「不辨善惡,只講階級」、和共產黨的階級理論掛上鉤:

       我不贊成文學淪為政治的工具,我更反對文學淪為敵人的工具……如果不辨善惡,只講階級,不承認普遍的人性,哪裡還有文學?

        尉天驄隨後以〈建立文學中的健康精神〉、〈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詩歌求諷刺!〉二文從文學的人生態度以及經濟分配角度回應:「一談到『人』,不僅要從自然方面去理解,更應該從社會方面去理解。」尉天驄站在人民的立場,反對盲目的西化,呼籲重新建立具有民族性與社會性的文學。隔年,他更統合鄉土文學論戰的74篇文章結集為《鄉土文學討論集》,由胡秋原作序、吳耀忠設計封面,是為當今理解論戰的重要參考資料。
◎多元的健筆與學人的氣度

     作家們以雜誌為舞台,他們齊聚《筆匯》與《文學季刊》,挖掘自己創作的潛能,發展知識辯論的深度,尉天驄的貢獻不容忽視。在辦雜誌之餘,尉天驄也擁有一枝多元健筆。他的小說頗具六○年代存在主義思潮的色彩。從《到梵林墩去的人》中可見尉天驄在現代主義式的書寫中對人文精神保持高度自覺。他的評論極具批判力,從《民族與鄉土》中可以理解他在七○年代鄉土文學論爭的文學觀,他始終深信:「扎根於現實中的一定會開出燦爛的花朵,長出豐盛的果實。」

     他的散文則在九○年代後大放異彩,從《棗與石榴》中可以見到13歲前的江蘇老家以溫暖有情的形象呈現於作品中。《回首我們的時代》則重溫同人之間的深厚情誼。尉天驄的小說作品被姚一葦認為具有高度藝術成就,評論作品則獲巫永福評論獎的肯定,散文作品則喚起了同代人的鮮明記憶。尉天驄的文學活動極為活躍,主要來自他那份關懷與愛護同人憨摯熱情。施叔青曾言:「為他寫稿的盡是文壇上的尖兵,更是他的好友,在港、臺之間可以不要稿費而邀得到稿的,恐怕只有尉天驄一人。」[3] 在雜誌主編、評論者與創作者的角色之外,尉天驄還有一個教學者的身份,這個身份也使得他的評論作品極具豐富學養與知識高度。

     尉天驄自政治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即被聘請為該系教師。近年來,他以「當代臺灣文學的心靈」課程講述現代文藝美學與思潮,更評介許多影響台灣作家的俄國文學經典作品。至今,在雲霧繚繞的指南山下,仍能聽見尉天驄聲如洪鐘地在課堂上滔滔不絕。他享受教學,樂於為青年學子講述文學知識。身為一名知識份子,他勇於直述觀察,甚至不惜與昔日的好友站在對立面;身為一名學者,他將不同意見並列成書,並細述編排心思,留下時代的記憶。
 

尉天驄作品集封面

  尉天驄-是夢也是追尋書封    尉天驄-總是無法忘卻書封    尉天驄-棗與石榴書封

[3] 王禎和等,〈我們很懷念那段時光〉,《出版家》第57期(1977年5月),頁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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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8-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