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文學史的璀璨時刻
臺北人和現代文學

 

moving
 04-1     白先勇總也不老。
      幾十年前,那一班在台大校園和他一起衝撞文壇的少男少女,也都兩鬢添霜,在各自的歲月裡靜靜老去。可是,白先勇永遠是白先勇,不管在世界哪一個角落,他仍舊是一身燙得平整的襯衫,兩抹紅暈停在頰上,一逕淺淺地笑著。


      大家都說白先勇不老,說他迷人,說他還如大學那樣青春,麗似夏花。可白先勇真覺得自己老了,經常在夜裡想起桂林童年的風洞山;想起院子白玉蘭暗夜飄香;想起抗日打勝仗那一年辦的盛宴,父親軍裝筆挺,母親一襲紅底旗袍,那該是世上最美的畫面吧!可是,過去的日子就像分手的情人,一旦決意離開,任憑你撕心裂肺的喚,也喚不回。只留下記憶,引誘你,又推開你,讓你痛苦,卻又甘之如飴。不過,到了白先勇這個年紀,他已經學會與記憶和解,從何處是我家,到天涯為家,這一段路,他走得辛苦。
 

      這條路,從中國走到台灣,再從台灣走向美國,白先勇腳步很輕,卻到哪兒都留下抹不去的痕跡。 在中國,他是大將軍白崇禧的兒子;在台灣,他是台大外文系的風雲人物;1963年赴美前夕,他失去了母親,那一襲大紅旗袍,往後只能在夢中婀娜。白先勇按照回教儀式,走了四十天的墳,送走母親。第四十一天,換成父親到機場送白先勇,或許預感那日一別將是永恆,白崇禧不捨地哭了。從美國再走回台灣,白先勇失去的是父親,太平洋彼端的世界,給了他生離,也判了他死別。

      沒有人知道,白先勇在那一刻,就真正地老了。

    他以為十七歲是最寂寞的,去了美國才知道,西方世界人的疏離是刮骨的冷。在愛荷華,母親帶著臨終前的愁容夜夜拜訪他的夢。為什麼太陽也會隕落呢?即使恆星也有它的壽命嗎?他怎麼樣也無法接受,只覺得人世間有無盡的蒼涼。白先勇在美國寫的第一篇小說〈芝加哥之死〉,結尾時殺死了自己的主角,只有他自己知道,白先勇不但老了,還一次又一次的死過了。
 

  死透了,方能重生。白先勇在旅美期間,寫了《台北人》與《紐約客》,成為台灣文學的經典之作。他喜歡從晚上十點開始寫,一直寫到破曉,一如桂林花園的白玉蘭,在暗夜中風動飄香。

04-17years
        這麼多年了,有人說,白先勇還是那株白玉蘭,有白白淨淨的樣貌,過白白淨淨的生活,始終白白淨淨的做人。白先勇的文字也是白白淨淨,卻總往死裡寫,淡淡幾筆,像一條小蛆,要往你心裡最腐敗的地方鑽。白先勇總也不老,或者,一生漂泊的他,其實很早就老了。 一如永遠的尹雪豔,白先勇是隨風飄揚的棉絮,腳下沒有紮根。白先勇有他自己的旋律與拍子,決不因外界的遷異,影響到他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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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白先勇《臺北人》中的族群與生活空間
   《台北人》是白先勇第一部小說集,收錄他從1965年碩士畢業,赴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任教之後的十四篇短篇小說,大部分發表於《現代文學》。

   雖然書名為「台北人」,書中角色也的確住在台北,但是,十四篇小說的人物,卻都是中國淪陷時,隨國民政府遷台的大陸人。有趣的是,這群人在台北住了大半輩子,卻有根深柢固的中國認同,過去中國的日子如魅影,盤踞在台北生活的現實。歐陽子認為,以上兩個特點是將整本《台北人》串聯起來的「表層鎖鏈」;然而,若十四篇小說主題單一,未免單調,夏志清譽《台北人》為一部民國史,乃因小說角色囊括各種社會階層,時間橫跨辛亥革命到國民政府遷台以後,空間則將中國與台北並置、比較。在「今昔對照」下,帶出離散族群的今非昔比之感,也就是歐陽子所說,連結十四篇小說的「內層鎖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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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淪陷後,隨國民政府遷台的族群南腔北調,來自中國各個省份,馱負不同的文化情調與生命記憶。《台北人》如實地反映了這種特殊的族群結構:尹雪豔來自上海,朱青、錢夫人戰時住在南京,劉營長餐桌上擺的是四川菜,花橋榮記老闆娘燒菜的是廣西家鄉味,余教授則難忘北京胡同的日子。本來在中國相隔千里的人陌生人,在小城台北裡彼此隱約關聯著,共享那一段憂患重重的戰亂記憶。此外,渡海來台後,移民們也面臨社會階層崩解的現實,無論過去在中國如何成功,來到新環境後也必須打散重組。其中,最經典的當屬〈遊園驚夢〉的錢夫人,在酒意中隨徐太太一曲「遊園」,衝破時空限制,帶往南京桂枝香三十歲那一場酒宴。在錢夫人的意識流中,她還是年輕嬌貴的錢將軍夫人,竇夫人也還只是區區次長的小老婆桂枝香,眼前也不是程參謀而是她的鄭彥青。遊園後驚夢,一切都在抵台後翻轉,她只是旗袍樣式過時的婦人,自個兒搭計程車參加桂枝香天母豪宅的宴會,屬於她的繁華,都隨著南京的日子成雲煙。
 

      這種今昔對比,舊世界崩毀後重組的蒼涼感,除了表現在時間,也在空間的安排中透顯。〈一把青〉的師娘遷居台北後,住在長春路的眷區,「碰巧又叫做仁愛東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個卻毫不相干,裡面四面八方遷來的都有,以前我認識的那些都不知分散到哪裡去了。」〈花橋榮記〉的小吃店命名為「花橋榮記」,正是老闆娘紀念爺爺在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的米粉店;然而,開在台北長春路底的花橋榮記,卻不似桂林的那般風光,老闆娘也從標緻的「米粉丫頭」,變成操勞的寡婦。傳奇名媛尹雪豔,到台灣以後,總不肯將新公館排場降低於上海霞飛路,也把仁愛路四段的高級住宅打造成「上海百樂門時代永恆的象徵」。〈冬夜〉的余教授住在溫州街破敗的舊屋中,滿屋舊書象徵過去在北京大學教書的日子,怎麼樣也不肯丟棄。台北盆地濕冷的天氣,總讓他傷過的右腿隱隱作痛,迷宮般的巷弄,較北京胡同更加雜亂難行。白先勇將中國移民在台北的生活空間具體佈置出來,卻條條大路通中國,「溫州街」、「長春路」、「金華街」、「南京東路」,透過空間的對照來打造時光機;對他們來說,虛幻的是現在的台北,過去的中國如夢似幻,卻比真實更真實。
 

      歐陽子認為,白先勇對這群「台北人」的同情遠超過批評,正如他與林懷民訪談中所言:「台北是我真正熟悉的,我在這裡上學長大。可是,我不認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許你不明白,在美國我想家想得厲害。那不是一個具體的「家」,一個房子,一個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這些地方,所有關於中國記憶的總和,很難解釋的,可是我真的想得厲害。」《台北人》是白先勇父執輩的離散經驗,也是白先勇自己一生追尋卻又註定失落的「家」的認同。

 


 

¤  白先勇小說的台北地圖
      來到台北以前的白先勇,在烽火綿延的中國飄蕩。離開台北以後的白先勇,越過太平洋,在美國各處流轉。不論到哪裡,哪裡都是白先勇的異鄉,即使台北是他成長的城市,對他來說,還是沒有「在家」的感覺。然而,白先勇小說中的台北書寫,卻始終是具體而微,清楚勾勒出在台北各個角落思鄉、戀愛、痛苦的種種。

        《台北人》寫的雖然是一群「在台北」卻又「不在台北」的中國移民,心裡的根沒有在台北紮下,鄉愁飄渺,生活卻都具體落在台北實際的地名上。金大班工作的「夜巴黎」,是萬華武昌街風靡半百的上海大舞廳,三百多個小姐都在這裡度過她們的最後一夜。1945年在漢中街47號盛大開業的「紅玫瑰理髮廳」,由上海老闆領著四十幾名員工,也是〈遊園驚夢〉錢夫人、〈寂寞十七歲〉楊雲峰母親與《孽子》桃太郎出沒的地點。或者,跟著永遠不老的尹雪豔遊台北,從她在仁愛路四段的高級住宅出發,先到博愛路有名的「鴻翔綢緞莊」裁布料,可以拿到七五的折扣,再到紅樓聽紹興戲碼,有免費的前座戲票,最後去三六九吃碗桂花湯糰。
 
      接著,散步到西門町,那是《孽子》的領地。肚子有些餓了,弟娃會帶你到母親約他見面的「一條龍餃子館」,點上一籠招牌的蝦仁蒸餃。如果說《台北人》的長春路花榮橋、仁愛東村、寧波西路是通往中國的鄉愁,那麼《孽子》中遊蕩在新公園的壓抑靈魂,是白先勇真正「落筆台北」的開始。
 

      孽子們是真正的「台北人」,生於台北的底層,長於社會的邊緣:阿鳳出生龍山寺,成長於中和的孤兒院;阿青離家前住龍江街軍眷區,被父親逐出家門後,搬到酒吧霓虹燈不滅的錦州街;三重天台戲院後的巷弄,則是小玉隱身的所在。四散城市各處的孽子們,聚集在在館前路新公園裡,打造他們的王國。深夜的蓮花池台階上,他們瘋魔似地繞集,破曉後,竄入南陽街。他們在萬華,在圓環,在三水街,更在中山北路潮濕的死巷與腐敗日式客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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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捧著白先勇的小說來認識台北,你會看到五○年代後中國移民/遺民的鄉愁地圖,也尋得到七○年代同志如蝙蝠在黑夜掩護下的逃生路線。台北雖然成不了白先勇的家,他卻成功地用小說讓每一個世代的台北人重新「回家」。

 


 

¤  台大的現代文學雜誌 

1960年3月,《文學雜誌》停刊的前六個月,夏濟安在台大外文系的幾個學生,「面臨一個大亂之後曙光未明充滿了變數的新世界」,決心辦一本衝撞台灣文壇的文學雜誌,名為《現代文學》。

 

      這一群二十出頭的學生,對文學、人生與社會現狀,都有不滿,也有革命的熱情,躁動的靈魂向彼此探尋出口。由白先勇與同班的王文興、李歐梵、陳若曦、歐陽子、戴天等人組成「南北社」,經常聚在一起遊山玩水,互吐苦水,大談理想。理想如果只是空想,那麼「南北社」這一群年輕人便不可能在文學史的牆上留下不可抹去的痕跡。大二那一年暑假,白先勇率先提出辦雜誌的想法,一呼百應,社員們立刻分頭行動。辦雜誌,最困難也最基本的問題就是資金。白先勇努力籌得一筆十萬元的基金,每個月靠放高利貸的利息來支撐,還曾經一度讓雜誌破產,差點連累家人。有了資金,還得有印刷廠幫忙,白先勇集完各方稿件,連忙拿到漢口街的大印刷廠排版,卻被勢力的上海老闆打發過去。才剛升大三的白先勇,交涉不得要領,急得跳腳。不過,年輕就有耍賴的本錢,他索性坐在印刷廠不走,逼得老闆只好將《現代文學》印出來。 04-modern

 

      終於,出刊了!白先勇輕輕捧著第一期《現代文學》,淺藍色的封面,像一場淺藍色的夢,深怕一捏就碎了。
 

      在《現代文學》成為白先勇的夢之前,他的夢是夏濟安給他的。讀了一年水利系的白先勇,工程畫一塌糊塗,偶然買到了夏濟安編的《文學雜誌》,一讀驚醒夢中人,毅然決定重考臺大外文系。夏濟安編《文學雜誌》,經常拉系上的老師、同學寫稿,白先勇也把滿懷的忐忑與夢想夾在小說裡,希望能在《文學雜誌》上一展身手。穿著汗衫的夏濟安,滿研究室煙草香,皺眉將稿子細細讀完,抬起頭告訴白先勇:「這篇稿子我們要用!」於是,白先勇的文學夢再不只是夢,也讓他生出了日後辦《現代文學》,給想說話的年輕人發言的勇氣。
 

       所有理念高的刊物,都難逃銷路低的命運,《現代文學》亦是如此。正如「發刊詞」宣示,他們做的是「建設性的破壞工作」,想試驗出創新的藝術形式,來補舊有藝術風格的不足。此外,《現代文學》有臺大外文系的資源與訓練,大量翻譯、評論西方文學思潮,特別是現代主義,成為引進西方前衛文學最多元、有系統且詳實的陣營。除了翻譯之外,《現代文學》也有台灣文學研究者對西方文學的批評,或者使用西方批評方法來詮釋作品,展現出現代主義「在地化」的過程。
 

      作為一份前衛的雜誌,必定招來批評的聲音。許多人認為《現代文學》引進西方現代主義來進行「建設性的破壞工作」,是背棄了中國文學的傳統。然而,雜誌編輯成員們在大學時經常旁聽中文系課程,不自覺產生尋找中國傳統的使命感,白先勇指出:「我們之間有不少人都走過同一條崎嶇的道路,初經歐美風雨的洗禮,再受『現代主義』的衝擊,最後繞了一圈終於回歸傳統。」此外,白先勇、王文興等紛紛赴美求學後,《現代文學》編務交由姚一葦、何欣、余光中,仍舊是學院派的編輯組合。社址若是「泉州街二巷一號」,就是何欣主編,若是「廈門街一一三巷八號」,便是余光中主編。余光中主編期間,將台灣當代作家照片作為封面,並且刊載了不少古典文學評析,一駁《現代文學》為「全盤西化」的批評。

 


 

      王文興等現代派作家的崛起

      現代主義渡海來台的歷史,可以上溯至日治時期的留日學人,真正在台灣文壇刮起一陣旋風,則是從五○年代的現代詩運動開始。不過,一直到《現代文學》在六○年代創辦,才培養出一批將小說「現代主義化」的年輕作家群,並且在日後成為台灣小說現代派的經典人物。  
 

      白先勇等人辦《現代文學》的初衷,是讓像他們一樣有創作熱情且勇於突破的年輕人,有自由發揮的空間。因此,除了譯介之外,《現代文學》的成員更試著用創作來實踐「破壞性的建設」,將湯瑪斯曼、卡夫卡、海明威作為一把鑽頭,鑿穿了戰鬥文藝的銅牆鐵壁;再試驗成自己的話語,築起現代化的高樓。  
 

       其中,王文興點子最豐,在編輯《現代文學》時,就擔任「首腦」的工作,依他對西方文學深廣的閱讀,規劃出一系列現代主義文學專題,同時也在創作上實踐。正如白先勇回憶:「我們當初在《現代文學》那本雜誌上面壁十年,對日後的寫作生涯倒是很有益處的。唯其沒有名利的牽掛,寫作起來,可以放膽創新,反正初生之犢,犯了錯誤也不足掛齒。」果真,許多在《現代文學》上發表過習作的文青,幾年後都有重量級的作品出版:王禎和的第一篇作品就是投稿到《現代文學》,白先勇與王文興讀了都驚歎不已,立刻決定刊用。雖然王禎和的文學關懷很鄉土,他的文字形式卻一直很現代,見得出西方現代主義的痕跡。除此之外,陳映真、黃春明等鄉土派作家,年輕時發表在《現代文學》上的作品,也都充滿了現代主義的色彩,描寫蒼白、孤獨的靈魂向內心求索的歷程。
 

       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人則是蠟燭兩頭燒,一方面主持編務,一方面寫稿,創作都受現代主義影響,歐陽子還有一篇短篇小說與卡夫卡小說〈蛻變〉同名。有了早年的創作訓練,白先勇後來寫出了台灣版的《都柏林人》-《台北人》,活用意識流等現代主義文學技巧;王文興則以《家變》的「悖德」驚動七○年代的台灣文壇,又成為「鄉土文學論戰」現代派主將;歐陽子在《王謝堂前的燕子》中,運用「新批評」詮釋《台北人》,成為白先勇小說的代言人。  
 

       因此,《現代文學》培育出的創作群,包括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林懷民、施叔清、李昂、七等生、郭松棻,都曾經,或仍舊是台灣文學現代派的中堅分子。在混亂的時代中,面對舒伯特也無言以對的時刻,他們都是文字的煉金師,永不停歇,為我們煉出台灣文學的魔金幻彩,鑄成永世流傳的稀世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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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8-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