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文學史的璀璨時刻
大病文人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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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01-01      1921年7月,坐在大安醫院內,蔣渭水剛剛看診結束,目光剛好盯著櫃上的《臺灣青年》,這本雜誌是一群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所創辦的,目的是要將新的觀念與思潮帶給臺灣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取下來翻看,沉思許久,腦海中回想起過去十多年來的歲月。

     年少時蔣渭水曾因父業關係,一度周旋於廟會之間,也曾當過乩童,然而在某次失靈之後,發覺此項工作並未替神明傳達旨意,日後更鼓起勇氣來抨擊迷信的惡習。

    對蔣渭水而言,當年念醫學校時,醫學教育可說啟發了他的現代意識,也接受西醫科學的專業訓練,讓他能回過頭診斷日本統治下臺灣傳統社會的諸多病根。隨著辛亥革命成功後,臺灣人的民族意識高漲,蔣渭水還曾與歧視臺籍學生為「土人」的日本職員發生衝突,而遭禁足一個星期。

 

      當袁世凱稱帝的時候,蔣渭水曾經發動募集國民捐,資助黃興去對付袁世凱,並提出暗殺計畫,讓翁俊明與杜聰明前往北京,欲在袁世凱日常飲水來源的自來水廠投入霍亂病菌,卻因警備森嚴而無法如願。也多次利用課餘時間,集結學生以鼓吹中國革命精神,痛斥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更曾偷偷將傷寒菌注入要在中秋獻貢給天皇的文旦柚。

      如今,開業五年了,蔣渭水心想繼續依靠醫術救治病人,不愁吃穿,無憂無慮,果真是他所想要的日子?從前學生時期滿腔的熱血,帶有反抗的精神,彷彿消退了不少。他回想當年為何要從宜蘭來到臺北,不就是要結交天下豪傑。五年來,他開了醫院,又經營春風得意酒樓,事業有成,是個受人歡迎的醫生,也是致富有道的商人。蔣渭水進一步去衡量,自己眼前過的只不過是物質的生活,和那些酒肉朋友日日醉生夢死,如此生活下去毫無意義,離真正做人的精神生活差遠了。

    憶及此,蔣渭水又陸續翻了幾期《臺灣青年》,感悟一陣時代之風就要吹來了,慶幸自己去年在自家醫院隔壁開了這家「文化公司」,購入不少有關文化與思想的書報來研究,也引進了這本雜誌,就是要啟蒙青年學子的自主意識,亦能吸收到國外流行的新思潮,沒想到還因此重新燃起了他快要冷卻的「政治熱」。

 
      窗外涼風吹來,想起今年初在宴席上結識的林獻堂,已去東京召開第一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那時,看到他們的「旨趣書」,蔣渭水胸口一陣溫熱,感動不已,認為與自己的理念非常相符,還曾為他們的返臺舉辦了歡迎會。

        年已三十,而立之年,勢必要有一番作為。從前那個會在醫學校鼓吹革命的蔣渭水究竟去哪了?想到這裡內心激動不已,昔我往矣,今我來思,闔上醫院的大門,時機差不多了,他心想:屢次被朋友們慫恿鼓吹著組織團體。這一次,無論如何都應該親自去一趟霧峰,找林獻堂討論籌組「文化協會」的事宜。

      原先醫病的醫生,正開始走向醫民的道路,政治於他如一條不歸路,蔣渭水清楚明白他要仔細診斷「臺灣」這位病人:

            我診斷的結果,臺灣人所患的病,是智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智識的營養品,

            是萬萬不能治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因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

            並施行原因療法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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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台灣文化協會的創立
 
      1920年底,新民會會長林獻堂及副會長蔡惠如趕到東京,召集幹部商討民族運動的方向,一方面要求日本政府取消「六三法」,另一方面決議「設置臺灣議會的請願運動」。就在1921年1月30日,經貴族院議員江原素六、眾議院議員田川大吉郎等介紹,向日本國會提出第一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而請願的宗旨是:「由臺灣人民公選議員,設置臺灣議會,並附有施行於台灣的特別法律及臺灣預算的協贊權的臺灣統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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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4月20日,蔣渭水在臺北主動發起舉行盛大的歡迎會,迎接林獻堂、蔡培火等人,會後就在臺中等地舉行示威遊行及集會。七月,蔣渭水親至霧峰與林獻堂共商籌組文化協會事宜。

      1921年10月17日,蔣渭水與林獻堂、蔡培火等人在靜修女學校共同創立「臺灣文化協會」,當日出席者有三百多人,多為深受蔣渭水影響的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等校的學生。該會推舉林獻堂為總理,蔣渭水除擔任專務理事,並擔任文化協會會報編輯兼發行人,全面投入政治、文化與社會改革運動。而文化協會創立會則明列以「助長臺灣文化之發展為目的」,並有一系列推展民眾文化提升之作為,舉凡發行文化會報、辦理文化義塾、舉辦文化講演團、設立文化書局、開辦各類知識講習會,以及夏季講習會等各類文化活動,時人敬稱蔣渭水為「文化頭」。

 


 

¤  治警事件與議會請願運動
 
      1923年1月30日,蔣渭水與蔡培火等人協商,決定成立「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向臺北北警察署提出結社申請,2月2日即被總督府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禁止結社,但請願運動依舊如火如荼進行。2月6日,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三人擔任第三次請願代表,赴日本東京,在臺灣雜誌社樓上重新設立「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2月16日,以林呈祿為主要負責人來提出結社申請。2月21日,舉行「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立大會。

         1923年12月16日,總督府突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進行拘提查辦,對會員展開大規模的全島性檢舉,結果共有41人被收押,58人被搜索或傳訊,是為轟動一時的「治警事件」。蔣渭水便因「治警事件」二次入獄,第一次為六十四天,第二次則為八十天。

      當時,臺灣議會請願運動,即是認為應該依照臺灣的特殊性,而在臺灣設置特別議會,以便協贊臺灣的特別立法及特別預算,故被蔣渭水視為是「臺灣人唯一無二的活路」。總督府對此請願運動也不再僅以「政治問題」視之,而是以「民族問題」來看待。
 

 


 

¤  文化抗日的精神堡壘:大稻埕大安醫院 
 
 

      蔣渭水在十六歲時才入公學校,二年後考上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915年,以第二名的成績畢業,並奉職於宜蘭醫院外科實習一年。隔一年,就在臺北大稻埕太平町三丁目(今延平北路二段義美門市)開立「大安醫院」,展開懸壺濟世的行醫之路。


       1920年11月,東京留學生創辦的《臺灣青年》發行後四個月,蔣渭水進一步在大安醫院隔壁成立「文化公司」,可說是「文化協會」的前身。蔣渭水認為,有第一流文化的民族,才能創建第一流的國家,購入一些思想文化的書籍來研究,並引進不少海外的報章雜誌,也讓臺灣的知識份子可以了解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問題。 


       臺灣文化協會創立後,蔣氏更把文化公司改成文化協會本部,以及機關雜誌的編輯部與發行所。
 

       1923年,蔣渭水與蔡惠如等同志在東京創辦《臺灣民報》(前身為《臺灣青年》),全部為漢文版。在「治警事件」後,蔣渭水更為積極推廣《臺灣民報》,自稱是臺灣民報的保母。後來《臺灣民報》由東京遷回臺灣發行後,實際上亦以「大安醫院」作為發行所。如此一來,大安醫院成為抗日的文化堡壘,也是民族運動的大本營。

    1926年,為了社會運動的蓬勃發展,需要廣泛引進新思潮,蔣渭水在大安醫院鄰旁,創辦一家新式書店──「文化書局」,販售當代先進思想的書籍,以達「盡新文化介紹機關之使命」。 

 


 

      身體與國體的隱喻:蔣渭水的〈臨床講義〉與監獄書寫
 

      1921年,在文化協會第一期《會報》,蔣渭水發表著名的〈臨床講義──關於名為臺灣的病人〉一文,以「臨床診斷書」的形式書寫,特別為被迫遷籍的「臺灣」把脈診療,對這位名為臺灣的病人,蔣渭水診斷其患了「知識不良症」,因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愚民教育,成了「世界的文化低能兒」。然而病情非常嚴重,而開出極量的處方箋,諸如「正規教育、補習教育、幼稚園、圖書館、讀報社」等五劑藥方調和,希望能在二十年內有效根治。  
 

      1923年,蔣渭水再發表〈廣義的衛生論〉於《臺灣》雜誌,認為「凡保衛生命之事項皆是衛生,故政治亦是廣義衛生之一」,醫治與政治同樣帶有「治」字,故醫治與政治皆衛生之道。世人往往只想到衛生是醫事衛生,而忽略政治是更上的衛生法。蔣渭水洞悉,醫者投藥,必先好好診察患者的病症,細聽患者的訴言。同樣,治者判行政治,必須按民情、聽民聲。故這篇文章可謂寫給日本總督府的「臨床講義」。 


      治警事件後,蔣渭水在獄中寫有〈入獄日記〉、〈入獄感想〉、〈獄中隨筆〉等文,他形容入獄像入學一樣,在獄中讀書寫作,當作在「早稻田大學」求學。而這一時期可說是蔣渭水創作最豐盛的時候,而這些獄中創作同時亦是臺灣監獄文學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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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民眾黨的成立
 

      1927年1月,臺灣文化協會因左右派系的意識形態而宣告分裂,舊幹部紛紛退出,蔣渭水等人決定另組「臺政革新會」。5月29日,又更改預訂名稱為「臺灣民黨」,5月底正式提出申請,不料三日後,因綱領使用「臺灣人全體」、「解放」等字,遭當局以違反「治安警察法」規定而被查禁。蔣渭水、蔡培火、謝春木與彭華英等人,只好改以「臺灣民眾黨」為政治結社,成立之前,屢遭總督府以「蔣君不參加」作為同意條件,卻不被民眾黨接受而否決,並推選蔣渭水為委員,而於7月10日正式成立。  
 

      做為臺灣第一個政黨,臺灣民眾黨是以「確立民本政治,建立合理的經濟組織,改除社會制度之缺陷」為綱領,其帶領的反對運動,例如「反對阿片(鴉片)新特許運動」,當時日本政府原先聲明1908年以後未再給新的特許照,卻在1929年1月由警務局長再頒新法令,而使吸食特許者的人口增加,引發各界反對的輿論四起,其中臺灣民眾黨的抗議最為強烈,主張日本當局應於最短時間內停止鴉片的製造與販售,並對聲請特許者全部加以矯正治療。此外,還促使國際聯盟來臺調查日本的鴉片政策,最終迫使日本改變方針。其他方面,亦主張要求地方自治改革,甚至向國際聯盟揭發「霧社事件」。

      隨著日本國內軍國主義高漲,在1931年2月18日臺灣民眾黨第四次全體黨員大會,臺北警察署長出現會場並出示「結社禁止命令」,當場聲明臺灣民眾黨已被取締,而解散了臺灣民眾黨,並同時逮捕蔣渭水、陳其昌等幹部十六人(翌日釋放)。  

 


¤1920年代臺灣新文學運動
 
      1919年中國的五四新文學運動展開,也影響了留學日本或中國的臺灣青年。而臺灣新文學運動和臺灣文化協會的機關雜誌密切相關,尤其《臺灣民報》更成為新文學運動的搖籃。葉石濤亦認為,1920 年代為臺灣新文學的「搖籃期」。 time01-0106

      1923年,黃呈聰和黃朝琴分別在《臺灣》發表〈論普及白話文的使命〉與〈漢文改革論〉二文,認為推行白話文以統一方言,啟蒙民眾才是改革臺灣社會的急務。例如黃呈聰就在文中明白點出臺灣落後的原因:「我們的社會沒有一種普遍的文,使民眾容易看書、看報、寫信、著書,所以世界的事情不曉得,社會的裡面暗黑,民眾變成愚昧,故社會不能活動,這就是不進步的原因了。」但真正建立臺灣新文學以白話文為寫作工具的是當時在北京留學的張我軍。

      張我軍是在1924年初來到北京,半工半讀之下結識了同學羅心鄉,私定終身,因而寫下〈亂都之戀〉組詩。並在1925年底結集詩作在臺灣出版,是臺灣新文學史上第一本白話文詩集。

      而張我軍在北京接受新文學運動的薰陶之後,便引介不少中國白話文學的新觀念與優秀作品進入臺灣,並介紹胡適的「八不主義」、陳獨秀的「三大主義」,當時撰寫二十多篇評論,尤其在1924年發表〈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於《臺灣民報》,成為新舊文學論戰的開端。張我軍猛烈攻擊傳統禮教與擊鉢詩學,而陸續發表〈糟糕的台灣文學界〉、〈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引發了臺灣新舊文學論戰。

      在新文學運動中,亦有蔣渭水、賴和、施文杞、楊雲萍等人在創作上有突出的表現。1927年,臺灣新舊文學論爭告一段落,緊接著就是臺灣話文論戰,由黃石輝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與〈再談鄉土文學〉二篇文章,主張臺灣文人應用臺灣話描寫臺灣事物,亦主張用漢字表記臺灣話的言文一致運動。後來獲得郭秋生撰文〈建設台灣白話文一提案〉支持。

      反對的陣營則有廖毓文的〈給黃石輝先生——鄉土文學的吟味〉、林克夫〈鄉土文學的檢討〉及朱點人〈檢一檢鄉土文學〉,主要認為台灣話粗俗不優雅,而認為提升文化就得普及中國白話文。 

 


       ◎1930年代臺北的文學雜誌及文學社群

      

      1931至1937年為止,可說是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高峰期,其中亦有不少在臺北成立的文學社群與文學雜誌。

      1931年6月,由日人平山勳、上清哉與臺灣作家王詩琅、張維賢、周合源等創辦的「臺灣文藝作家協會」在臺北成立,並發行《臺灣文學》,主張「確立新文藝」、「文藝大眾化」。

      1933年10月,郭秋生與活動於臺北的幾位作家,如廖漢臣、黃得時、林克夫、王詩琅、朱點人等人成立「臺灣文藝協會」,並發行《先發部隊》與《第一線》。其成立宗旨,一是「以有關心台灣文藝並能夠為台灣文藝進展上努力的有志而組織,以自由主義為會的存在精神」,另一則是「謀台灣文藝的健全的發達為目的」。

      1935年,由臺北大稻埕的舊文人組織的「風月俱樂部」發行《風月》,每月逢三、六、九日發刊,雜誌主筆為謝雪漁,成員主要由《臺灣日日新報》漢詩欄、《臺灣詩報》、《藻香文藝》等報刊執筆作家組成,內容以言情和娛樂為主,在三○年代是漢文通俗文藝雜誌的代表。停刊後陸續更名為《風月報》以及《南方》。

      除了臺北的文學社群之外,1933年6月,水蔭萍(本名楊熾昌)結合林永修(林修二)、李張瑞、張良典等人在臺南創立「風車詩社」,並發行《風車詩誌》,推動「超現實主義」。

      1934年5月,「臺灣文藝聯盟」於臺中成立,之後陸續成立各地支部,並先後在臺北、臺南與嘉義各地舉行文藝座談會,發行機關雜誌《臺灣文藝》。

      1937年爆發七七事變,臺灣總督下令禁止漢文,壓制漢文刊物,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一時之間,日本作家群起響應,相繼成立「皇民奉公會文化部」、「文學報國會台灣支部」。

      1939年9月,「臺灣詩人協會」由西川滿主導催生,在臺北創立,主要有西川滿、高橋比呂美、赤松孝彥、池田敏雄、川平朝申、長崎浩、中山侑、北原政吉、黃得時與龍瑛宗等10人為委員,其他成員尚包括楊雲萍、郭水潭、吳新榮、楊熾昌、王育霖、林精鏐、新垣宏一等人,成立宗旨以「以臺灣文藝的向上發展,以會員相互之親睦為目的」,並於1939年12月1日發行機關誌《華麗島》詩刊。
  
      1939年底,「臺灣詩人協會」在臺北改組為「臺灣文藝家協會」,由黃得時、西川滿為籌備委員,當時參與的臺灣作家有王育霖、郭水潭、吳新榮、周金波、張文環、水蔭萍、楊雲萍、藍蔭鼎、龍瑛宗等作家,並創辦機關雜誌《文藝臺灣》。 


 

 

 ◎朱點人及王詩琅筆下的臺北都市風貌

       

      日治時期,有不少作家書寫臺北的情景,例如朱點人與王詩琅二位,皆在臺北出生,都涉及了對現代資本主義的反思批判,有其觀看之道。而從文化地理學來說,二位小說家對家鄉「臺北」,又如何呈現「地方感」與「歸屬感」,值得深思。

      朱點人出生於臺北艋舺,原名朱石頭,後改名朱石峰,筆名有點人、文苗、描文。其所寫的小說〈秋信〉,便是以1935年日本在臺北舉辦臺灣博覽會為背景,主角斗文先生身在島都台北,卻抗拒博覽會的宣傳,企圖尋找舊有城市的遺跡,才發現已完全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從他們口裏說出的台北市街大都不是昔日的地名了」、「台北已非他的憧憬之鄉了」。

      而王詩琅同樣是艋舺人,創作於三○年代的小說〈夜雨〉、〈沒落〉、〈十字路〉等,皆可看出現代資本主義的醜陋形態。如〈夜雨〉的主角有德是個印刷工人,曾參加印刷工人的罷工運動,卻不敵資方引進外來工人和分化的策略。在罷工失敗而走投無路之際,只得讓十六歲的女兒「去幹那他最厭惡的醜業的一種──女招待」來糊口養活。〈老婊頭〉則是以萬華地區的娼館鴇母為主角,寫活了其貪欲醜惡又吝嗇自私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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